根据选举法，新疆各区选出省参议员后，即成立省参议会筹备处，筹备成立和开会事宜。

经过几个月的筹备，业已大致就绪，1947年5月25日，报到的省参议员已有121人，已足法定人数，于是，在5月28日举行开幕典礼。在会上，我特别发表了一篇致辞。

我首先指出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，认为是新省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盛会，是奠定民主政治基础，巩固全省和平的工作。

“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，政府有了监督的机构，就可以以议场作战场，以口笔代枪炮，一切问题都可以民主的会议求得合理的解决。我们相信，本省从今以后不会再有战场的出现，不会再有枪炮的声音。”

接着，说明新省一切措施，虽然已有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作根据，但是这些原则的规定，有待进一步地具体实施，然后才能从经济、交通、教育、财政各方面改变新省的落后面貌，提高新省人民的生活。

希望大家“把一切时间与精力，用在巩固和平、增加建设的研究、设计、建议上面”，并在建设过程中，对省政府尽到监督与协助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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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乌鲁木齐红山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典礼完毕之后，省参议员按区各推一人共同组织主席团来主持会议。会议应该开始了，可是，省参议员的名额和资格发生了问题，比如，伊犁区规定应选参议员14人，而报到者18人，多了4人；塔城区应选6人，而报到者8人，多了2人，且有5名与原选姓名不符；喀什应选20人，报到22人，其中7人姓名不符。

而且，伊方选出的参议员多数是现任官吏和军警官佐，不合选举法的规定。于是，纠纷发生了。

经过特别组设由阿副主席主持的七人小组反复研商，两次提出解决办法，本来是可以解决的，但会议仍然未能开成，主要原因：

首先是参议员中已分成两派，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，彼此都不能相让。

再则，由于当时有人准备提出东土耳其斯坦问题，要求国军撤退和反对麦斯武德当主席问题的议案，所以，经过主席团的多数委员建议，凡参议员提出的议案，应该：（甲）不能变更新疆省和国家的关系；（乙）不得要求国军撤退，损害国家主权；（丙）不得反对中央改组省政府的命令。

这三点，都是针对当时省参议会内部的激荡空气提出来的，伊方一派的参议员对一、二两项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，但对第三项则坚持反对。这说明，他们想运用省参议会来反对麦斯武德充当主席的意图没有打消。

由于主席团意见不一致，大会也就一次都开不成。从6月1日到7月3日经过不少努力，僵局仍然打不开，形势很不好。

7月3日，我召集主席团和7人小组开联合座谈会，劝告双方让步，挽回僵局，连续三次协商，都没有结果。这时，伊斯兰教的封斋节又快到来了，喀什的参议员提议，经过多数参议员的同意，主席团的决定，从7月7日起宣告暂时休会，何时召开，由省政府决定。

在省参议会内双方相持期间，伊方的一些参议员曾经给我两封信，主要是反对麦斯武德充任省主席一类的话。我在6月25日给他们一个公开的答复，题为《愿双方互相尊重互相让步》，全文曾登1947年7月4日《新疆日报》。

我虽然那样详细恳切地解答，还是说服不了他们。省参议会没能开成，对我来说是一大遗憾，对伊方来说则是一大刺激，因为，伊方一派参议员的势力未能控制会议，他们的一切计划也就未能实现。

这时，吐鲁番、鄯善、托克逊三县自从民选县长以来，好几个月不断发生问题，据报告，有“东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团”和“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”的组织，拦截公路军车，夺取粮食，阻挠运输，威胁人民拒卖粮食给政府，企图破坏供应，经常造谣生事，毁谤政府，毁谤驻军。

驻军一再要求以武力制止，我一再阻止，不许使用武力，一定先采取和平容忍说理感动的做法。

自麦斯武德就任省主席之后，这三县地区情况更趋于激烈，省府派人去进行说服宣慰，不但不接受，还提出许多要求，如不要麦当主席等。继而围攻各地警察所，杀死员警，打开县仓库，把存粮夺取一空。虽然他们气焰如此高涨，我还是告诫驻军一定要着重和平解决，加以极端容忍。

到7月10日，他们在托克逊县开始袭击库米什的驻军，13日又袭击吐鲁番县胜金口驻军，规模更大。并且打着三面东土耳其斯坦的大旗，聚众一千余人，自称“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”，驻军伤亡很大。至此忍无可忍，不能不予以反击，经过一番战斗，暴徒溃散，还俘虏一些首脑，并检获若干文件。

据驻军报告，暴徒所以在吐、鄯、托三县策动暴动，是认为三县是南北疆交通枢纽，是新疆的中心地带；暴动如得逞，可以影响南疆、东疆同时起来，还可以威胁迪化，与伊、塔、阿三区成夹攻之势。

他们是以“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”作号召，以武装组织游行武力赶走国军，夺取政权，包含着重大的阴谋在内。

同时，根据驻军报告，从所搜集的许多证据看，这次暴动是伊方背后支持的，从被俘参加袭击吐鲁番胜金口驻军的首脑那里，知道他是由伊宁方面去的，但是，我在处理这一问题时，决定了一项方针，就是绝对避免牵涉到伊方，只作为一件偶发的事件来处理，免得事态扩大，引起严重纠纷，招致破裂的结果。

所以，我仅仅轻描淡写地和阿副主席谈到，并没有提出诘问，不过，他们不免流露出不安的情绪。

在吐、鄯、托暴动前后，据军方报告，喀什方面也有暗中组织企图响应的行动。

喀什是南疆重镇，为了有备无患，我特令当地驻军注意防止，对查明有重大嫌疑的分子十余人加以逮捕管制，使其不能自由活动，但须加以优待，不许杀害，亦不能用刑审问，以表示政府的宽大。这一点，驻军是照办了的，不过这当然也给伊方一个不小的刺激。

在这次事件中，我最感到痛心和内疚的是，据报在吐鲁番暴动之后，特务系统曾在这一地方大肆逮捕，残酷地杀害了许多人。

特务向来有他们的系统，不受当地军政长官控制，我得到这个消息，非常愤慨，曾加以严厉谴责，但是事情已经做出来了，我的谴责又于事何补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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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四川会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省参议会流产与吐、鄯、托事件后，省内和国内都议论纷纷，谣诼甚多，连外国报章也有夸大渲染，牵涉到我的地方，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报道。

例如，竟有人认为，新疆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，特别是省参议会流产和吐、鄯、托事件，不仅是伊方所策动，而且还暗示与苏联有关。

还有认为，我的一贯和平做法是软弱的表现，没有及时采取断然的措施，所以，才引起这许多纠纷。甚至有人说，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，就会断送新疆，所以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。

而这种想法，在新疆的军事负责人中常常流露出来，外间还有谣言，说伊方已经准备大举进攻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不能再事缄默，所以，发表了一篇谈话，澄清一切谣言，申明我的一贯态度，是为了保障新疆和平，促进中苏亲善，这是坚定不移的政策，这篇谈话，于1947年7月21日在国内外同时发表。

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在1947年8月12日离开迪化，走前留有一函，告诉我几句简单的话，说他要回伊宁去过肉孜节，不久就回来。

以后，其余的委员也陆续不告而去。我在9月1日，给阿副主席和拉合木江副厅长一封长信，内容分几部分：

（1）我的退让和容忍。列举和平条款签订后的许多重大事件，如条款中关于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条款，伊方迄未履行；塔城惨案、额敏惨案的发生；对亲汉分子的攻讦、殴打；进行秘密组织，从事“东土耳其斯坦”的宣传；组织吐、鄯、托暴动；发起反政府、反汉人、反中央的示威游行和宣传……以证明伊方一贯企图一派控制，而我则随时随地极度容忍。

（2）我们应有的共同认识。指出伊方对新疆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，主要在于：（甲）伊方无论口头上、文字上乃至心理上，都只有“东土耳其斯坦”，而无中华民国；（乙）伊方只许人反汉亲苏；不许人亲汉又亲苏；因此（丙）认为亲苏反汉是“革命同志”，而亲汉反苏就是“反动分子”；我指出（丁）中国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祖国，而苏联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友邦，一定要做到亲苏又亲汉，亲汉又亲苏，才能在和谐的空气中发展，永享和平、民主、自由的幸福。

（3）我们今后应有的共同做法，提出：（甲）共同检讨过去得失，彻底贯彻和平条款；（乙）以施政纲领规定的保障全省和平、拥护国家统一、实行民主政治、加强民族团结四原则为基础推动新新疆的建设；（丙）放弃一派控制的做法，实行民主领导；（丁）放弃斗争，专重建设；（戊）至诚地拥护国家统一、增进中苏亲善。

（4）我的质问和最后希望：（甲）全体撤退是否要片面撕毁和平条款？（乙）如片面宣告撕毁，是否要再行一次武装变乱破坏和平？（丙）如无上述含意，是否愿重返迪化，推诚商谈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？

到147年10月16日，阿、赖两位回了我一封信，是对我的去信的解答与回驳。

他们对我去信所列各点，都指为是“毫无根据”“不符事实”的指责，而且，还列举一些片面看法，说明他们是履行和平条款的，而汉人方面则是破坏和平条款的，其中特别强调，地方军警对各族人民进步分子的迫害。

最后，提出四项要求：（甲）从速禁止压制与虐待新疆人民中进步分子的行为；（乙）请开释被押之回教团体的所有人员，并请惩办拘押该等之人员；（丙）免去麦斯武德先生的省政府主席之职；（丁）要充分遵守在1946年6月间，所签订的条款之一切条文。

在信末还说：“我们这种要求若能实现，则代表回教人民的我等省政府委员，愿从速返回迪化在您领导下的省政府组织内继续工作。”

我接到他们10月16日复函后，反复研究，到同年12月9日，又再给他们一封信。

我首先说，你们来信，表示伊宁方面没有放弃和平合作的希望，尤其郑重表示尊重和平条款施政纲领，绝无使新疆脱离祖国的企图，这是我们感觉到很安慰的，我相信，新疆问题在取得共同一致的基本认识之下找到解决的途径，即使现在还有不少枝节问题存在，但都不足以影响我们的根本信念，自然也不会妨碍问题的解决，因此，我以诚挚的态度给你们再度去信。

这封信分三部分：（1）对来函列举各项“事实”的分析，并逐一加以驳正；（2）对所提四项所谓先决条件的答复；（3）最后我再提两点建议：

（甲）希望他们回迪化或到南京来，双方根据和平条款作一次彻底的检讨和解决，并研究省长民选的办法。

（乙）为了澄清当前局势，请先做到以下各点：①采取取消三区特殊化的措施；②停止征兵和缩减军队；③停止“东土耳其斯坦”的宣传，停止反国家、反汉人、反国军的言论；④恢复玛纳斯河交通，停止检查，放回被扣公商车辆；⑤制止三区对汉、回、哈族（亲汉）人士的压迫和歧视。

末后，以充满希望的心情等候他们的圆满答复，期待愉快的把晤。

伊方到1948年2月17日对我的第二次去信，再度答复，他们仅仅综合地提出四个问题：

其一，认为我们确实支持了乌斯满和哈里伯克，指出宋希濂是乌、哈两人行为的倡导者、组织者。

其二，认为南疆、迪化、哈密确实有很多为了发展文化推行民主的进步人士被拘押。

其三，认为从短期内的表现，麦斯武德已不配做省主席。

其四，坚决否认与吐、鄯、托暴动有关。

最后，他们表示，充分赞成我去函所提建议，即双方在迪化根据和平条款检讨过去，解决问题，但须先做到：

停止排斥进步分子的行为；免去麦斯武德省主席职务；释放被拘押进步人士并惩办拘捕人员。还比前加了一条：将人所共知的土匪强盗乌斯满及其伙伴交人民公审，希望我主动地去做。

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，即使在迪化会晤，也是不会使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加以实现的。

看到他们1948年2月17日的复信，我在同年4月1日，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复信。

我指出，他们根本不考虑事实，不考虑我的诚意，不考虑我去函所提五项具体办法，而只片面要求做到他们的四个先决条件，这是不对的。

我不想进行做不完的辩论，质问他们是否准备履行我所提的五项办法？是否有根据和平条款遵循合理合法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诚意？

他们对我4月1日的去函迟迟未复，直到同年4月3日才给我第三次复信。除了对我所提五项具体办法进行推诿辩论外，没有新的内容，最后只说：

“如果张将军您有改变本省情势的愿望，我们希望您注重我们人民合法的、正确的要求，并且给予我们圆满的答复。您的公正与民主的威望，于最近的将来定能给予我们解决一切争执问题的希望。”

从以上来往信件看，我们对伊方所提的要求，主要是要求他们取消三区特殊化，不要再从事“东土耳其斯坦”的宣传；

而伊方对我们的要求，主要在免除麦斯武德的职务，停止军警机关的非法行为。在和平条款问题上则各执一词，你说我没履行，我说你没履行。

不过，从伊方三次复信来看，他们还是有和平解决的愿望。虽然局面陷于僵持，但还不至于诉诸战争。在国民党方面，虽然也有人主张军事解决，但我坚决不同意，务必贯彻和平到底。

在这时期，我感到欣慰的，就是苏联方面还是给我很多的帮助，来调和双方的观点。萨维列也夫总领事1948年10月间，从莫斯科述职回到迪化时，我正在兰州，萨就和陶峙岳、刘孟纯、屈武、刘泽荣等同志表示几点，据刘孟纯同志来电报告如下：

（1）此次余向苏联政府述职时，曾详陈张将军处理新疆问题眼光之远大，政策之正确，深信新省目前之若干问题，在张将军努力之下，均可获得解决，仅时间之迟早未能断定而已。苏联政府对此项观点表示同意。

（2）新省问题如张将军云，主要为外交问题及民族问题。外交方面，在中苏亲善政策之下，并无多大问题；但民族方面，确应特加注意，他绝不同情现在之大土耳其主义者脱离中国的运动，任何国家之少数民族，绝不能离开其祖国而获得光明之出路。

此种脱离祖国之运动，对少数民族只有害处，但国家对少数民族应取合理之政策，使其与国家联为不可分之一体，苏联之民族政策足资参政。

（3）现在新疆内部之各项问题，实亟待解决，深信张将军具有解决问题之决心，但时间似不宜延迟，否则将续有第三者（究何所指，渠未具体说明——发电人注）乘机进行挑拨，使问题之解决愈益困难。

（4）伊宁问题，苏方在前年和平条款签订后，即已结束中间人之关系，苏联深盼双方直接商谈，迅速改变现在双方相持之局面。万一双方意见相差悬殊，无法谋求接近时，如双方提请苏方出面调停，余将报告苏联政府请示。至他个人，则甚愿效劳。

（5）余返国以前，刘秘书长（孟纯）对余曾有具体坦白之谈话。其内容已立即转告伊方，惜迄今尚未得任何反应。故余此次经过伊宁时（按渠此次未在伊宁逗留，亦未与伊方人员见面——发电人注），曾嘱驻伊苏领对于刘特派员返经伊宁之时，促成刘与阿合买提江晤面，现刘一二日内即可返迪，渠对伊方之意向如何，必能获得正确之资料。余甚愿乐闻其此一会晤结果很圆满，届时吾人可以再作详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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